从2017到2019，支付持续下沉，从业人员“积极向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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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的钱包制造商，太难了。
有着“中国缝制设备制造之都”美誉的浙江台州，如今已经找不到专门生产钱包的企业了。
要知道，这里的路桥区峰江街道，在2017年之前曾有300多家箱包厂商，其中半数以上都生产钱包。
现在，要么砍掉生产线，要么转型。
钱包产业的制造利润，降至冰点。
即便是中国最大的小商品生产基地——义乌，也仅仅只有很少的人生产钱包，而且多半是外贸单，用于出口，生产要求极高，但销量同样在下滑。
时代在抛弃钱包生产企业时，连个招呼都没打。没有人能料到，打败钱包厂商的，竟然是生产手机的。
而这，仅仅是移动支付发展洪流中，所产生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。
高山之后必有峡谷，打败钱包产业的移动支付也有起落。2017年，移动支付的发展开始“落”了。
站在2019年的年终回头看，2017年是第三方支付的强监管年。这三年，可以称得上是第三方支付的寒冬，而现在，乍暖还寒。
一、监管之变：管理到治理
2017年之前的第三方支付机构，日子过得相当滋润。
线上有不断增长的电商交易、发展如火如荼的互联网金融，线下有横扫国内的条码支付，再加上让支付机构“躺赚”的备付金利息，以及见不得光的黑灰产，支付机构的利润率，并不比让自己人都“不好意思”的银行差。
不过，躺赚的好日子很快就到头了。
源头是《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21号），其中对于第三方支付提及了三个方面的整治：备付金管理、断直连以及无证经营。接下来的政策组合拳，开启了第三方支付的强监管之年，监管在行业中所刮起的风由微风陡然转为飓风。
在2017年，仅是文件号就有响彻行业的10、209、217、281、296、248等政策，还有14、45、21等其他文件。监管范围从上到下涵盖了清算组织、金融机构、支付机构、收单及聚合支付机构。
文件很多，政策很多，但是中心很明确，即“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关部署，落实国务院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”。管理的主旨也很明确，对经营支付业务的机构，要“断直联，清理无证经营，保证合规，缴纳备付金”。
随后两年的政策与执行，基本遵循了上述文件的精神。
到了2019年，情况有了些许变化。互金整治工作成果显著，网贷风险基本出清，转型有序进行。而第三方支付已经全面完成断直连工作，解决了多头连接、内部黑箱操作的风险。备付金全额上缴将“灰犀牛”关入笼中。无证经营全面查处，二清、黑灰产等违法违规行为基本得到整治。
治“乱”是手段，发展才是目的。从今年陆续发布的一些政策能够看出，支付强监管仍会持续，但主旨已经从整治转向发展。
首批“名录登记”企业落定、给支付机构备付金计息、促进条码支付的互联互通……，基于互金整治思路的“管理”逐步向行业发展的“治理”过渡。
二、市场之变：双寡头到三国杀
2017年，经过几年的发展，移动支付行业已经基本被支付宝、微信两大支付巨头垄断，其他的拉卡拉、苏宁支付、快钱等机构各自割据一方。
很多人认为行业“双寡头”的格局或许将就此稳定。然而，互联网经济的模式下，从来都不缺少挑战巨头最后也成为巨头的案例。
于是，并不甘心在条码支付市场全面溃败的银行系支付产品来了——银联云闪付以一种“王者归来”的姿态，向两大巨头发起了冲击。
作为“国家队”，银联云闪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因为有数十亿银联卡作为基础，有全部商业银行的合作支撑，有中国银联十几年的品牌背书，有打通银行体系的“统一超级账户”，再辅以“银联62节”的大力补贴，云闪付的用户量、交易金额都呈现指数级增长，并在交通出行、日常生活等民生领域的场景广泛布局。截止2019年9月5日，云闪付APP用户数已经突破2亿。支付市场格局真正的由“2+N”成为“2+1+N”，进入三国争霸时期。
可以预见，短期内，“三国杀”的格局仍将持续。但是，在条码互联互通、刷脸支付、外资开放等新技术、新规范、新资本的冲击下，行业格局如何仍然等待后来者书写。
三、支付机构之变：买买买到卖卖卖
支付业务许可证（简称“支付牌照”）从2011年诞生到现在，从来都不缺乏收购与被收购的新闻。
到2014年底，牌照审批基本停止，2015年仅有两家机构新获支付牌照，此后牌照审批停止。总计271张支付牌照看似不少，但最有价值的“互联网支付”牌照，却仅有100多张。
想要获得支付牌照，无疑只能通过股权收购的形式。牌照资源的稀缺性与互联网巨头的刚需，催生了支付牌照的二级交易市场，并在2016年达到顶峰，从2017年开始下滑。
根据公开信息，2015年有近10起支付机构的股权交易，2016年近20起，并在当年产生交易最高价格——30.39亿元（海立美达收购联动优势），2017年则仅有10起左右。
以百度搜索指数对于“第三方支付公司”的热度，更能看出市场对于支付公司关注的热度（见图1）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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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当时的市场环境，更多的是“卖方市场”，支付牌照近似处于“供不应求”的状态，巨头们基于自身需求和对未来支付牌照放开的不确定性，纷纷打起了收购的主意。
再看2019年，支付机构的股权交易热度虽然有所冷却，但同样数量不少。年初有万辉化工收购得仕股份，近期也有PayPal收购国付宝、Wirecard收购商银信。
看起来都是支付牌照的买卖，没什么不同，其实质却已经发生了变化。
2017年是卖方市场，支付机构惜售，价格、条件不合适的情况下，自然不能成交。
2019年以来则不同，需求方由原来的国内巨头，又新增了国际巨头，但这并未造成支付牌照交易的供不应求。
究其原因，支付牌照的供给方增加了。经过了近3年的强监管和整治，中小支付机构面临的经营困境，使很多人产生了“变现离场”的想法，卖牌照自然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。直接交易市场已经近似成为“买方市场”。
除此之外，买牌照也可能不再是获取牌照的唯一方式了，支付牌照放开或许成为可能。在这种心理预期下，买方自然对牌照资质更加挑剔。
四、双向开放：走出去到引进来
2017年，在第六届支付清算论坛上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以“支付产业全面开放”为主题，全面阐述了支付开放的政策、意义、原则和举措等。
央行讲话所透露出的信息，显示着我国支付产业双向开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。自移动支付发展以来，我国支付产业在“走出去”上已经小有成就。中国银联作为卡组织，对外不断拓展合作国家，支付宝、微信、银联云闪付基本遵从“国人走到哪，支付服务就到哪”的原则，满足出境游用户的需求，在热门的东南亚、日本、韩国等旅游地，布局较多。
有趣的是，三者在国内的竞争同样延续到了国外，因此也间接地将聚合支付机构带到了国外。当然，其它如苏宁支付、联动优势、首信易支付等机构同样在细分领域有所斩获。
与“走出去”对应的，支付服务的“引进来”却一直缺乏实质性进展。
不过在2019年，外资终于进入支付领域。PayPal通过收购国付宝股权的形式，以商业存在的形式进入我国支付市场，随后德国的Wirecard收购商银信，也进入我国支付市场。
虽然国内的移动支付市场发展已经领先世界，在价格、产品上更具竞争力，但国际支付巨头在全球的支付类牌照布局，以及跨境支付的经验，将给支付产业带来一个全新的竞争势力，和打破市场格局的机会。
五、场景之变：C端消费到B端产业
如果追溯支付在B端的发展，要比2017年早的多。支付宝、微信分别背靠全国最大的电商平台和社交平台，在C端的移动支付市场占据90%以上的份额。这种很难被撼动的市场地位，使得其他支付机构或者成为它们的服务商，或者去C端之外的市场竞争。
2017年对备付金存管、互联网金融等支付业务的整治，客观上促进了支付机构向产业深入，由原来的仅仅提供前端清算，深入到企业采购、交易、销售、资金管理等环节。苏宁支付、快钱、汇付天下等支付机构都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2019年以来，更多的支付机构开始探索在高速出行、公共交通、医疗卫生、政务服务等场景的支付服务优化，对于深入产业提供支付服务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从这方面来看，监管的政策无疑是极其有效的。支付作为最基础的金融服务，不管是“支付+”还是“+支付”，最重要的就是服务实体经济，实现支付效率与安全的提升。否则，躺在备付金利息和暴利黑灰产产业链上的支付机构，又有什么动力挖空心思去做又苦又累还赚的少的行业服务呢？
回顾这三年的监管，其实很多措施都是为了整治历史发展中的乱象，促使支付业务回归本源。例如与银行的直连、乱连，滥用、乱放支付接口的二清，备付金的违规挪用等，这些风险都已基本解决。虽然互金整治工作将“强监管”烙在了支付行业上，但回过头来看，又何尝不是拨乱反正，对行业发展的纠偏。
吊诡的是，支付行业的健康发展与否通常和从业人员的处境背道而驰。
这三年，行业发展积极向上，从业人员境遇“积极向下”。从“监管不会这么狠”到“支付没法干了”，再到“宁可不做，也不要触线”，真实演绎什么叫“心理健康的自我调节”。
业务范围从一线城市拓展到十八线县城的“下沉市场”，从国内到东南亚，再到沙特、尼日利亚，真的跨过了山和大海，也穿过了人山人海，走过了一个支付从业人员的“平凡之路”。
即便如此，支付机构仍然是幸福的。作为从业者，老板不用号召不跑路，高管没有牢狱风险，员工不用离职之后退工资。我想，这是来自于监管及时为行业降温的最显而易见的福利，也是移动支付之所以成为“新四大发明”之一的重要前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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