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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，在美国的斯坦福，程序员马克斯·列夫琴因一场主题为“市场全球化和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”的演讲而大受触动，遂在演讲结束后找到发言者彼得·蒂尔，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探讨。二人细数了支付领域的种种痛点，企图寻找一种新的技术来代替现金支付。
就这样，在两个青年几次简短的交流和探讨后，支付公司康菲尼迪（Confinity）诞生了。2000年，为了应对网上快捷转账业务的竞争，埃隆·马斯克将Confinity公司与X·com公司进行了合并。次年二月，该公司更名为“贝宝（PayPal）”，从此开始了其在北美乃至全球的圈地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第三方支付的种子也开始孕育。
激荡二十年
1999年，中国首家第三方支付公司“首信易支付”成立，拉开了国内第三方支付的序幕。
2002年，中国银联正式成立，实现了银行卡系统的互联互通，为第三方支付行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2004年，支付宝诞生；同期，拉卡拉、易宝支付等公司成立，国内第三方支付进入野蛮生长阶段，市场规模连年上涨。但与此同时，行业乱象频发，违规违法操作成风。
直至2010年央行出台《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》开始，第三方支付行业才逐渐产业化和规范化。在此阶段，央行发放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，支付宝相继推出条码支付和二维码支付，为第三方支付又添了一把火。
2016年，当第一批支付牌照到期续展时，央行明确表态不再核发新牌照，而国内第三方支付市场也早已形成了以财付通、支付宝为首的“两超多强”格局。
强监管政策加速了第三方支付行业的优胜劣汰
在停止发放第三方支付新牌照的同时，央行加强了对行业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，坚决撤销严重违法违规的机构牌照。有数据显示，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，央行合计注销了34张第三方支付牌照。
此外，央行宣布落实“一机一户”制度，全力打击银行卡套现，以及监管部门数次开出的“天价罚单”，都让国内第三方支付企业“人人自危”。
在这样的强监管环境下，第三方支付市场洗牌加剧。一方面，支付宝、财付通、壹钱包等平台占据了第三方支付市场百分之九十多的市场份额，使得一些中小企业无以为继；另一方面，强监管政策鞭笞着所有行业从业者，让他们力求维稳，不敢大改。最终，一些体量小、业务频触红线的企业只得黯然离场。
当然，有黯然离场的，也有逆势飞扬的。出于“双寡头”在C端支付市场的地位难以撼动的考虑，不少企业转而投向C端以外市场的怀抱，或由单一通道经营转向综合服务；还有的深耕第三方支付场景化，探索自身在公共交通、政务服务、医疗卫生等场景中的服务优化，成功守住了自己的“疆土”。
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
“重压硬币”的另一面
不可否认的是，强监管政策一度使行业陷入萎靡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行业垄断的势头，但细数这些年的监管措施，无一不是为了整治行业乱象，正本清源。例如与银行的直连、乱连，滥用、乱放支付接口，违规挪用备付金等，这些曾经屡禁不止的行为如今基本上已经消失。
让处在歧路上或正要走上歧路的企业停下脚步，迷途知返，何尝不是“重压”所带来的转型契机呢？
一念执着，一瞬成败，一贯如此。
（文/寂静之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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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11-29 06:20:45
